中共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

而美国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欧洲不同，美国人要在文化上独立于旧世界， [20]建立一个没有君主、没有专制、没有暴政的新国家。

于是，怀特将富勒等人的异议转换为了以下观点：某块土地一旦被取得，就必须被给予州的地位。第三，我们不能把这些岛屿搁置不管，因为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不适合它们，如果允许它们自治，这些岛屿上很快就会出现比西班牙更糟糕的独裁和暴政。

[117]一旦带着这个问题再次审视斯科特案，就会发现美国内战前的坦尼法院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43]严格地讲，这一阶段的领土扩张更应当被理解为共和国面积的拓展，因此也就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一天夜里，我得到了启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结论就这么出现在了我心中——第一，我们不能将这些岛屿还给西班牙，这样做既怯懦又不光彩。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些理论及其背后的精神和伦理价值，那么在很多具体的事件中，政治家就不能为所欲为，就必须以勇气和智慧去直面政治乌托邦背后的魔咒。[19]除了美国的宪法及相关的制度和文化，美国共和传统中还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在共和国与帝国问题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各州在不久之前才从与欧洲最强大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中脱身。第一，美国的共和传统作为美国人对自己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18世纪欧洲政治现实和思想方式的排斥和决裂。有些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也要求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将其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固然能暂时地、有限地解决一些问题，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有碍于法制统一性的形成。从实践看，各地法院对行政补偿诉讼也一直持保守态度。其次，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上应尽量从宽。赵雪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体制因素下，作为具体实施者的下级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这些红头文件的遵行力度远远高于对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表现在诉讼过程中，经常出现上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我们作为下级机关无权审查其合法性、只能遵循的答辩内容。对于申请材料的实质审查，有的可以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即通过申请材料的陈述了解有关情况，进行审查，但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核查，才能确认真实情况，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最后再由当事人诉请法院撤销该拆迁许可证或者确认该拆迁许可证违法，并可责令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现行行政诉讼法制度对此没有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操作方法不一，甚至在同一地区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官的认识亦不相一致，从而给司法审查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四）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三）具体行政许可行为影响了其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内的权益（如相邻权、环境权）而引发争议并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界定缺失带来了司法审查的难题：何谓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哪一种关系才算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另外，实践中还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法官根据自己的认知判断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的时效也制约着被侵害人通过司法救济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正因如此，在行政许可连环诉讼案件中，对诉讼标的的评价不应羁束前置行政行为，而且，前述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方式的选择，也为不应羁束的论点奠定了逻辑基础。其次，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时，如果增设行政许可，或者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就应认定为与上位法相抵触，法院就不应当适用。法院通过审查，若认为改变或撤回行为合法，可以判决确认改变行为合法但应予相应补偿。

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44条的规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所以在拆迁许可诉讼判决生效之后，当事人就前置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应再予受理。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行政诉讼法》对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规定的缺失，严重削弱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程度，也不符合贯彻依法行政原则和实现行政法治的需要。

经审查认为前置行政行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则应当认定拆迁许可证本身没有违法。此处的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包括行政许可是否直接关系他人利益、他人利益是否重大，法律均未作明确规定，因而实际操作中有赖于行政机关的判断。

一、诉讼类型：补偿诉讼的缺失及司法对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两种诉讼类型，《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的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和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就是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应的两大诉讼类型。该条的规定，标志着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有许多学者认为此条就是规定了第三种诉讼类型—行政补偿诉讼。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的审查应秉持法定审查原则，其中既包括形式审查方式，也包括实质审查方式，而前述第31条的规定说明立法已经充分考虑并承认了形式审查原则。对于单一环节的许可诉讼，法院在裁判方式的选择上一般不存在难度，根据案情的不同，判决方式不外乎维持、撤销或部分撤销、履行、驳回诉讼请求、确认违法、确认合法等种类。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原文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7期。

笔者认为，考虑到被告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客观上的强势地位，以及起诉方在信息获得方面的绝对不对称性，司法机关的态度应当适当向起诉方倾斜。另外，《行政许可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

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其他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准或许可行为可能违法，导致拆迁许可行为可能违法，该如何定夺？在审判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四）具体行政许可行为影响了其他人基于对该具体行政许可行为的信任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人。

所谓形式审查，是指行政机关仅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进行审查，即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但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6条第6项的规定，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该拆迁许可行为案件的审理，由当事人诉请法院对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行为作出裁判后，再恢复拆迁许可案件的审理。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法院的审查范围是全面审查还是仅仅限于法律审？如果是全面审查，那么即使行政机关的职责是形式审查，只要法院查明事实有误，即可撤销被诉行政许可行为。这就意味着行政收费本身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收费只是作为例外。如果当事人对该许可收费行为提起诉讼，司法审查是否可以针对设定收费的规范性文件展开？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相对人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得提起诉讼，[1]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这些途径包括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2]、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监督[3]、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4]等。然而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是：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必须进行实质审查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十分少见，行政机关经常以仅担负形式审查职责、当时已履行形式审查职责、程序合法为由请求维持自己的行政行为，即使事后发现在事实认定上确有错误，也不愿意作出撤回或变更。

首先，对于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应当确定给予行政补偿的前提条件：一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了损失，这种损失是既存的并且确定的，而不是可预见的、不确定的，只包括财产损失，而不应包括精神损失。首先，违反《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权规定的法律规范，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许可行为合法的依据。

四、审查范围：全面审查规定的缺位及司法对策在行政许可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许可实施机关在实施许可中应该履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职责，常成为个案的争议焦点。根据行政许可争议的性质，可以将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资格概括为以下四类：（一）具体行政许可行为直接针对的人，即行政许可申请人或权利人，就其许可申请或其已得到的许可权被否认、被拖延或被撤销而引发争议并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

有的行政许可程序简单、环节较少。那么在目前诉讼法规定缺失的情形下，法院是否对此无可作为？答案是否定的。

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其次，如果仅因前置行政行为可能违法中止审理，就意味着法院在本案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判断，这显然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但应当认为，诉讼法中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外延比此处的直接关系重大利益利害关系人更大，因此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如认为行政机关未听取自己意见导致程序违法的行政许可案件）时，审查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与实体审查原告是否属于应当被听取意见主体的标准应当有所区别。

笔者认为，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不同，司法权对行政权无疑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尤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合法性审查原则，法院就应当严格据此司法，在行政诉讼中应当以法律审为主，其中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赖的事实基础的审查、对法律的解释及适用的审查以及对处理结果的审查等。但是，即便如此，法院对事实问题并不是不予审查，只是在审查对象上，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所依赖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进行审查，而非进行重构事实式的审查，在审查方式上，主要围绕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举证、质证、认证进行，通过审查行政机关获得事实结论的手段来进行。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对审查范围并未作明确规定，这就成了司法症结。

如无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范性文件[5]设定行政许可的、有设定权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许可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6]的情形。从理论上讲，鉴于行政许可的授益性以及行政行为的效率侧重性，一般也不应当对于许可行政主体科以严格程度的职责，因此在作出许可时行政机关的职责以形式审查为原则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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